《荒唐的政府公文》，《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23日。

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社会的纽带。[27]即便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公意和众意有可能重合，但是要想此种一致性稳定且可持久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与此相对，社会层面的非制度性民意则具有更为随意的相对性，它可能只是一种民众的激愤，也可能是民众的感性直观，也可能是民众长久以来的深思熟虑，所以只是一种弱意义上的相对客观正确性。[19]如果说众意，抑或所有人意志之叠加绝不必然总是善好的意志，公意则不然，它总是正确的，而且总是指向公共用途。[49] M. Forschner, Rousseau, S. 114.[50] R. Brandt, Rousseaus Philosophie der Gesellschaft, S. 98.[51] 参见Iring Fetscher, Rousseau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S. 121.[52] 提出正确性主张既可被理解为一种权利，也可以是一种义务，后者又称制度性正确性主张。摘要: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呈现出两种彼此对立的形象：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在本文看来，有着很深的认知方法上的根源。[32]其中，众意所蕴含的共识实为理性利己主义在主体数量上的扩大，而非质的跨越。

从这一系列论述中，不难发现，该契约合意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也不是纯粹的经验现实，而完全是超越法律规范和经验事实之上的一种理念（Idee）。[39]因此，卢梭的众意对于证立统治合法性可谓不起任何作用。如果进入更深一层分析，那么上一层的具体思想内容又可进入新的分析视野之内，其中不进入本次分析的那些更具体的思想内容，便又被视为新的具体思想内容而被标记为变项，以此类推，逐层推进。

其实，叫做三段论也好，叫做假言推理也罢，若从不严格意义上讲都无大碍。[3]相关论述参见：1.孙培福《逻辑现代化：从天然渐变为人造》，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转载时标题改为《逻辑的现代形态及其真值抽象》)。但是我们需要指出，这种观点描述的情形已是差不多把法律适用的整个过程都经历过了，多少呕心沥血、多少推理论证都已经走过，已经到了法律规定明确、事实完全清楚的法律适用的这最后一步了，此时，几乎任何一个能识字的并能将两个思想连接在一起的人，就能做出法律上的裁决{3}（P350页下注）。然而，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此，好像逻辑的全部就是三段论，三段论就等同于全部的逻辑。

它是怎样推理的呢？法官不得不诉诸其他任何必要的政策、偏好、价值、道德、舆论或其他东西{14}（P47），往往是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和法律信念进行选择{2}（P172）。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亚狄瑟把具备反省性思考视作一种能力，能够看出那些逻辑联系，就是有能力，否则就是没有能力。

所谓适宜，就是立足法律适用的独特思维环境，以适合特定环境的适当的手段、方法和目的，去发现和总结有关的逻辑规律。如前所述，传统意义上的形式逻辑只是将变项用人工符号表示出来，而体现变项之间逻辑关系的常项却保持了人们日常逻辑思维本来的样子，这种天然质朴、不加雕饰的常项形态，决定了此时的形式逻辑是贴近人类实际思维的，是符合人们日常思维习惯的。正如葛洪义所说，目前，有关法律方法的研究，实际上是许多关注点各不相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思考的汇集{2}（导言P9）。但内容脱离了形式，那它无论如何不能算作逻辑。

比如，通常被称作大前提的那些法律规范，往往被立法者以××是××的结构形式制定出来，即两个变项之间具有是的关系。正是用这种带法律内容之色的眼镜去分析评价法律思维，结果很可能是，虽把思维内容的特征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对思维形式也就是逻辑特征却没有触及，反而将法律内容的特征混同为法律思维的特征。这种肯定结论与否定结论兼收并蓄的风格，与依据类属关系的三段论是不同的，真正的三段论不允许第一格由否定的小前提推出否定的结论。亚狄瑟认为法律思维中存在独特的逻辑联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存在独特的变项之间的逻辑关系。

[4]分别参见金岳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10页。逻辑不是发明，而是一种发现，是逻辑学家对人的思维实践和语言实践进行长期研究的结果{23}（P308）。

法律方法首先是逻辑的方法，它要体现法律的逻辑理性，所谓法律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4}。2.孙培福《变元间的相关性是人类逻辑的本质属性》，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7]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已知的形式逻辑已经涵盖了所有思维领域的全部推理形式，更没有理由认为，在已知的众多的推理形式中惟有三段论占有在法律思维中独尊的或曰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5}（P57）。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严肃指出，作为一阶逻辑的谓词逻辑与命题逻辑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谓词逻辑比命题逻辑真正多出来的东西就是量词，因为如果没有量词，任一原子公式都可以与命题变项同等看待，原子公式通过联结词所组成的复合公式，也相当于命题逻辑的复合公式{8}（P192），它们关于蕴涵式的刻画与表达，无不鲜明地体现了人工发明的逻辑理论色彩，用其图解天然发现性质的类属逻辑关系，显然混淆了两类本质不同的学问，在逻辑技术上说不通，在逻辑哲学的理论层面也缺乏支持。我们相信若这种做法能够普及开来，同时再在探寻法律适用环境下的逻辑规律时，更加自觉地训练对逻辑变项间关系的敏锐性、技巧性，那么逻辑必将为伸张法律正义发挥更大的作用赇，谢也，求而谢，不求而谢，都得谓赇。其时有御史台臣言：内外官吏令家人受财，以其干名犯义，罪止四十七、解任。

海伦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而这个国王的哥哥便是《伊利亚特》中的头号英雄：迈锡尼国王阿加美农。韩宣子就此案问刑于叔向（法官叔鱼的哥哥），叔向建议处死生者（邢侯），陈尸死者（叔鱼和雍子）。

（4）所请之事本身之大小，事大则处罚亦大。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又是就《大周刑统》略加增删而成的，其内容仍袭唐律。

自请求者，加本罪一等。[44]其办法之一是举荐者承担保负责任。

二是古代请托之禁的某些具体规定可以借鉴。[10]前引沈家本书，第1407页。辄有请求，规为曲法者，这是请托行为的实质，但请托即构成本罪，不行者例外。[1]有鉴于此，对中国古代的请托法律作一研究，以助当今请托立法，是有意义的。

对枉法者从重处罚的规定。监察御史体察是实，约量责罚。

案子易人办理，说情者也随之更换，追踪而来。在实践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件处罚请托者的事例，更没有听说谁因请托而领刑。

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39]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1页以下。

近年来，甚至在立法行为中也见请托之身影，特别严重的是，司法请托风之烈历代少有。[17]《隋书·酷吏传·田式传》。[31]同样是这个金章宗，他在泰和五年（1205年）制定了专门针对司法官的请托罪，定鞠勘官受饮宴者罪。[3]一位名叫琱（diao）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

遭拒绝后不甘心，沈又亲写书信嘱其孙直接向潘校长请托。【疏】议曰：凡是公事，各依正理。

请托行为是一种作为，包括请托与被请托。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

[15]《梁书·止足/顾宪之列传》。[29]《金史·章宗本纪》。